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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论上，对立的理论首先是“重商主义”。它认为一国的国力在于通过贸易的顺差所能获得的财富，因此主张进口高关税、出口低关税、政府管制产业。历史上，英国逐渐按照自由贸易、比较优势的原则发展，西班牙、葡萄牙等当年海上贸易强国尽量追求外贸顺差带来的真金白银。结果是，自由贸易促进英国产业发展、国家强盛，重商主义导致西班牙、葡萄牙衰落下去。

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，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商机，国外工商界收获巨大利益。与此同时，中国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同时，把自身的制度优势也发挥得淋漓尽致。结果是，不仅经济实现了飞跃发展，而且使西方“同化中国”的想法落了空。欧盟、美国和日本在恐慌之余，沆瀣一气，拒不履行承诺，否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，还恶意攻击中国扭曲全球市场的竞争。它们散布了大量不实之词，抹黑中国，大肆抨击中国的发展模式，污蔑中国贸易投资政策为“非市场经济政策”。

今年3月29日，本人又在微信公众号上以“2018：宏观调控更需灵活性”为题发文强调：进入2018年之后，国际国内局势发生很多新的变化，经济增长保持6.5%的增长目标面临很大挑战，包括国际上，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发起了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强硬措施，有可能带动很多西方国家跟随，将对中国出口形成很大压力，加之2017年4月开始，人民币对美元开始步入升值通道，已经低于1：6.3，对净出口增长产生很大压力。从国内情况看，基建和房地产投资面临压力，住户部门急速增长的信贷和杠杆率面临压缩的挑战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已经成为当前工作三大攻坚战的首位，为此，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债务控制，金融监管力度和范围进一步加大，影子银行、表外业务、资产管理、体内循环、房地产融资和住房贷款收紧，推动金融机构和住户部门去杠杆等，都有可能对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等产生抑制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必须对经济增速可能下滑的态势高度警惕，坚持稳中求进，增强宏观政策，包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前瞻性、协调性和灵活性，准确把握防风险与稳增长的平衡点，防止宏观政策简单僵化和多方政策相互叠加产生严重负面影响。其中，在货币政策上要对可能的经济增速下滑形成应对预案。再次强调，在经济增速下滑需要宏观政策刺激，而央行外汇占款的扩大空间不大的情况下，完全可以考虑适当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，相应的适度压缩央行拆放资金规模，推动社会融资成本降低。再次强调：“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，不等于就是大水漫灌式宽松货币政策，‘降准’不应该成为货币政策的禁区！”

究竟该如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？孙国峰提出要破解三大约束。孙国峰表示，对于信用货币体系来说，创造货币的主体是银行，银行通过贷款创造存款（也就是货币），所以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中枢在银行。银行本身是资产与负债自求平衡，因此它没有预算约束，资产创造负债，资产负债同时增加。

“支付未来将不再是赚钱的生意，而是作为通道，或者基础设施建设存在。”一位第三方支付机构副总裁向财联社记者表示，在运营模式和商业模式没有本质的变化下，支付机构都无法在短期内收入剧增。“不过从长期来看，海外业务等或将是未来的突破点之一。”王蓬博也表示，跨境支付是下一个利润争夺的战场：国际上在支付费率上要比国内高得多，中国消费者跨境支付的需求也将越来越约大。

此外，输油管道瓶颈逐步缓解对油价也形成很大的压力。最近，从Permian出发的EPIC crude管道和CactusII管道将部分投入运营，Permian Express 4 和 Gray Oak 管道也将分别在2019 年三季度和四季度上线。预计 2019年年底，将有合计约 200 万桶/天的管道运能投入使用，将 Permian 地区的管道外输能力提高到650 万桶/天。这些新增管道能力累加从2018 年以来的原有管道通过改扩建的新增运能，将彻底解决 Permian 地区原油外运能力的瓶颈。